到了夏天,我在圣彼得堡获得了有效期一个半月的新签证;由于奥运会的限制,他们没有给我更长时间的签证;我乘飞机去参加了展览的开幕式。在北京,我得到了当时就读于列宾学院的学生们的帮助。所有参加者都被安排住在王府井步行街附近的一座大型饭店里,这是毛泽东时代党内高级官员下榻的地方。每个人都立即收到了一本大目录。我们在酒店住了五天,其间我们参加了各种有关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的会议。之后总会在一家大餐厅里举行庆祝晚宴。一切都是按照最高级别组织的,简直无话可说。第二天左右,学生们告诉我,组织者正在询问是否有可能再展出一件作品,这次是在奥运村。我同意了,幸运的是,我带着很多照片去北京拍了一张个人照片,但是没有成行,因为首都禁止举行所有少数人参加的活动(10 天后,我在上海开设了展览)。
就这样,我的画作《陕北老人》又一次参加了奥运会展览,获得了金牌,并被印在奥运“黑皮”画册里。随后,主办方将该目录一式两份通过邮件寄往圣彼得堡。还应该有一支奥运火炬,但它显然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。